在光绪三十三年，国老罗斯福总统派国舰队来到澳门，那时日俄战事刚刚结束不久。我们因为是教会学校的学生，应邀前往参观。那是伟大武力的最好的展览。这些都刺激我向西方学习的愿望。

我们也看见过法国国的手，普通大都是在鼓狼屿街上喝得醉醺醺，东倒西歪的。偶尔也有一个英国足球队在一个有围墙的球场赛足球，他们不喝茶，喝别的饮料，有时有军乐队演奏，由中国的仆役端送饮料。我夹杂在别的儿童之中，由围墙的隙中往里窥探，对他们洋人好不羡慕。

俱乐若有舞会，我们寻源书院的学生常常立在窗外，看里面男男女女穿着晚礼服，在大广众之中互相拥抱，那令人难以相信的人间奇观，真是使人瞠目吃惊。

有一天，在清凉的月夜，家父一时兴起，从这座木板桥经过去布。别人告诉我，我降生那一年，父亲是四十岁。有一次，外之时，他染患了冒，几乎丧命。讲之时，他曾大汗，回家之后又没换衣裳，得了很严重的肺炎。母亲非常焦虑。母亲那时正要生第五个儿，她只好想办法自己接生。至于她怎么忍痛生产，就不得而知了。父亲则把他怎么样去在房后面那条小溪中去洗产后那些脏东西，对我不知说了多少次。

在河对面的木桥下面，那个桥通到当地唯一的一条有商店的街市。每数年之内，那座桥必然为洪所毁，每毁一次，金老伯就发一次财。因为他又要募捐，再修造一座木桥。木板不平不直，过桥人可以看见脚下的。我们都知，修桥就是他维生之计。那条有小商店的街不断被洪侵蚀，等我长大时，那些小商店只剩下一半了。

我们捉老师的鬼办法之中，有一件是背书的事，很好玩儿，每个学生都很得意。我们当年都站在走廊下等候，有的人被叫屋去背书，通常是在两页到三页之内。他背完之后，就以开门为信号儿叫另一个人去背，他个信号儿，表明要背的那段文字是在前一半儿或后一半儿，由于把门开了三到四次，别人就知要背的是哪一分了。

我记得清楚的，只有校长的珠算盘。校长是一个贪婪无厌的人。当时鼓狼屿很繁荣，房地产是好生意。我听见他那不停的打算盘声。他的办公室在第一层楼，正面对着楼梯，因此他可以理学生的。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去买消夜，我们会用竹篮把东西吊上楼去。

我的中等教育是完全浪费时间。学校连个图书馆也没有。在厦门的寻源书院和非基督教学校之间的差别，就是非基督教学校看日报，而我们学校不看。我们有地理，算术，经典，一薄本的地质学。课后，我们只是玩耍游戏。踢毯，玩由一个哑铃斫下来的两个木球，这就是我们最得意的游戏。我们都穿木屐，所以每逢踝骨被一个木球打着，实在疼得很。

我对西洋音乐着实着了迷。我是受了国校长毕牧师夫人（Mrs.Pitcher）的影响。她是一位端庄淑雅的英国女士，她说话的温柔悦耳抑扬顿错，我两耳听来，不啻音乐之。传教士女士们的女音合唱，在我这个中国人的耳朵听来，真是印象刻，毕生难忘。

至于学校用的书，我既不喜，也不厌恶。太容易，太简单了。

我第二次接西方文明，是我第一次看见从Chioh-be和厦门之间汽船上蒸汽机的动作。我当时看得着了迷，呆呆的默然不语。后来在学校，看见一个活引擎图，自然充分了解。从那时起，兴趣始终是在科学上，很想以后个理教员。有人问我长大之后要哪一行业，我的回答是（１）一个英文教员，（２）一个理教员，（３）开一个"辩论"商店。最后这一条是当地的一说法，而不是指一个真正的行业。普通说你开一个商店，参加论战的一边，向对方挑战，你称一件白东西为黑，或称一件黑东西为白，这样向人挑战。我当时显然是以有此辩才而为人所知，因而兄弟妹们都叫我"论争顾客"。